澳门回归：“一国两制”的再次成功实践

内容提要澳门回归祖国，是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对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新贡献。它再次证明“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强大生命力，标志着我国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它存在的理论基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它存在的政治基础符合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它存在的经济基础符合当今两种社会制度的现实；它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民族团结意识和复兴意识；它存在的时代背景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一国两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国策和战略方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港澳“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必将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产生重要影响。

邱敦红继香港回归祖国后，澳门也将于12月20日回归祖国。这是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对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新贡献。它再次证明“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强大生命力，标志着我国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借鉴香港回归后保持繁荣稳定的成功经验，经过澳门居民的广泛参与和筹委会成立一年多来的工作，特别是首位候任行政长官产生以后筹组特区领导班子的准备，为确保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确信，“一国两制”方针不仅能指导澳门实现顺利回归，而且在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具体实践中，必将为澳门的稳定发展孕育新的生机和活力。有祖国的强大支持和内地周边地区的通力合作，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保障，有以何厚铧先生为首的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有40多万勤劳、善良、智慧的爱国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艰苦奋斗，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澳门一定会更加美好，澳门人一定能谱写“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辉煌篇章。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第一，“一国两制”存在的理论基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邓小平深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国两制”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成功范例。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

第二，“一国两制”存在的政治基础符合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邓小平多次讲过，“一国两制”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来的。他指出：“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换句话说，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对各方都有利，而和平统一的方案又必须以各方都能接受为前提，于是，“一国两制”成了“三全其美”的唯一选择。

第三，“一国两制”存在的经济基础符合当今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实。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在一个国家主体内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互补。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提出过利用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只有在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第四，“一国两制”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民族团结意识和复兴意识。一个民族只有真正站起来之后，才能深刻反思自己的历史。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亚洲睡狮，主权丧失和割地赔款的耻辱，不能不时刻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洗雪历史耻辱，弥合民族分离的伤痛，扬中华精神，圆民族复兴之梦，不能不是我们所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钢铁意志。今天，只有所有的中国人都团结起来，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才能铸造一个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五，“一国两制”存在的时代背景是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中国离不开世界，历史连接着未来。如何站在世界的角度去办好中国的事情，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遗留问题，往往需要拓宽新思路、寻找新办法，以超越前人，推动历史前进。当今世界，谁都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来愈明显；二是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世界目前整体上也是“一球两制”的发展体系；三是当今世界面临着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中国采取“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当代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的新贡献，对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有重要启示。

“一国两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国策和战略方针。它把高度的原则性和操作的灵活性相结合，把目标的一致性和方法的多样性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权体制。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成功探索，是邓小平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新运用、新发展。这一战略决策的创立，显示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非凡胆识，是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预见性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作出的正确判断。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出这样的决策，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没有一点勇气是不行的。“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它不是别的国家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中国特色。他坚信：“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

“一国两制”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它是指导香港、澳门回归的行动指南；同时港澳回归后的实践，又将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香港回归以来的成功实践是一部有力的“宣言书”，它不仅宣告“一国两制”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构想，而且宣告香港特区政府有能力在各种考验面前创造性地实践“一国两制”，宣告中央政府实施“一国两制”的决心是一贯的、坚决的。对此，绝大多数香港同胞给予了高度赞誉和充分肯定；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也给今天的香港投了信任票。为了继续正确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和特区基本法，我们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始终坚持“一国”这个根本。坚持“一国”的根本原则，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国家主权至上，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看得高于一切。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我们强调“一国”意识，就是强调国家主权意识、祖国统一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强调“两制”意识，就是强调共存意识、互补意识和自治意识。其中，“一国”意识是前提，是根本。二是一致对外原则。除经济、文化、体育和民间交往以外，国家外交权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特别行政区的防务，也由中央政府负责。三是思想感情上血浓于水。中华大家庭同族同根，一脉相承，我们只有共怀民族复兴抱负，才能再铸华夏辉煌文明。

（二）坚持“两制”在“一国”条件下50年不变。邓小平所说的50年不变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50年不变，实际是长期不变。他说：“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二是指不能变差，而要越变越好。三是指“两个不变”，既要保持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也要保持祖国内地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50年不变。“一国两制”是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离开了对方，自己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三）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当地人治理。坚持“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首先是要确信港澳的中国人能治理好港澳。邓小平说，香港过去的繁荣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其次是要明确当地人治理的界线和标准。邓小平对香港特区政府主要成份的爱国者界定为：“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这一基本精神应该成为指导“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行动指南。

（四）依照国家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实践，需要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应严格按照基本法行事。一方面，中央政府不干预特区政府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尊重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另一方面，特别行政区是在“一国”前提下的高度自治，“自治”不是“独立”，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目前“一国两制”的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今后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特区与内地的关系以及港澳台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港澳“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对解决台湾问题有示范作用。除武力方式以外，只要采取和平方式，就需要两岸最终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举行对等谈判；也就是说，两岸和平统一，最终离不开在“一国”的框架内解决问题。我们党一再明确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历史和民族高度负责任的政党。李登辉不仅不接受“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反而抛出了旨在分裂中国的“两国论”，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中华民族就不能结束两岸同胞骨肉分离的痛苦历史，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不能长期忍受的民族伤痛。